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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青春之歌》:青春長作伴 歌聲永流傳
來源:光明日報 | 叢治辰  2021年07月07日08:13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未來屬於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百年前,一羣新青年高舉馬克思主義思想火炬,在風雨如晦的中國苦苦探尋民族復興的前途。一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一代代中國青年把青春奮鬥融入黨和人民事業,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鋒力量。

對青年成長的關注,對青春力量的頌揚,歷來是作家藝術家樂於傾注心血的一個重要主題,青春題材作品也是文藝創作序列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比如,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反映的是退伍青年回鄉創業的故事;小説《青春萬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寫下青春的困惑,更寫下青春的激情……梳理關於青春題材的紅色文藝經典作品,《青春之歌》有其內在的特殊性和代表性。

《青春之歌》以簡潔而自然的方式,展現青年知識分子掙脱家庭束縛,邁向廣闊社會,從“小我”走向“大我”,勇敢地承擔起時代賦予的重任,讓我們看到一代知識分子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所迸發的強大力量。這部作品先是小説,後來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歌劇等,儘管藝術形式不同,但其內在始終洋溢着真摯而飽滿的激情。

在諸多紅色文藝經典當中,《青春之歌》有其獨特性。這部作品致力於書寫知識分子如何改造思想,走上革命道路。主角林道靜並非從一開始就是一名堅定的革命者,甚至還有着這樣那樣的毛病。但是舊中國的社會現實使她警醒,憎惡不公的本性和追求真理的願望使她奮發,在經歷過懵懂、茫然和挫折之後,她終於能夠認定正確的方向,將個人的生命融入民族解放的偉業之中。這個不無缺點、跌跌撞撞的林道靜讓讀者感到親切,讓人們看到一個普通人是如何成長為英雄的。或許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青春之歌》擁有着恆久的影響力和生命力。

——編者按

《青春之歌》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愛國學生運動及革命知識分子鬥爭生活的優秀長篇小説。作品再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的時刻,如何自覺地承擔起決定民族命運的“歷史責任”,組織民眾,不顧個人受難和犧牲進行鬥爭的英雄歷史。小説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被改編成影視劇、歌劇等藝術形式,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

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之歌》書影。資料圖片

今年6月24日,作家出版社推出的《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在京舉行新書發佈會。入選《文庫》的60部紅色經典,以文學的方式再現了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圖為《青春之歌》書影。資料圖片

歐陽中石為2012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之歌》題寫書名 資料圖片

一、書名從“千錘百煉”到“燒不盡的野火”再到“青春之歌”

從北平開往北戴河的火車上,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學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線襪、白運動鞋,手裏捏着一條素白的手絹,——渾身上下全是白色”,在她身邊有一個小小的行李捲,“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綢子包起來的南胡、簫、笛,旁邊還放着整潔的琵琶、月琴、竹笙”。這是楊沫小説《青春之歌》開篇處的林道靜。

茅盾在這段文字旁曾經寫過眉批:描寫太不簡練,可以刪去。但楊沫並未聽從這一建議。這固然是因為她要刻意渲染此時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氣質,以使其後來的成長更具意義,卻也未嘗沒有一點個人情感的因素。1931年,17歲的楊沫和她筆下的林道靜一樣,因抗婚而離家出走,投奔在北戴河教書的哥哥。我們已無從得知當時的楊沫是否也隨身帶着那樣一個行李捲,多年之後創作這部小説時,她在日記中寫道:“關節使我痛得成天躺在牀上看書,累了就欣賞音樂。我對於音樂的愛好不亞於文學——初中時,我彈月琴、吹口琴,還學過笙、笛。”很顯然,那一襲白衣的女子,不僅是年輕時代的林道靜,也是年輕時代的楊沫本人。

多年後,楊沫已成長為一名革命女幹部,卻仍遭受着難耐的痛苦。只是這痛苦並非林道靜那樣找不到方向的迷茫,而是找到了方向,也迎來了勝利,卻不能為黨、為國家和人民多做貢獻的負疚。1939年,楊沫第一次身患重病,那時她正跟隨賀龍率領的部隊連續行軍,黑熱病令她終日高燒。但她仍不願離開工作和戰友,堅持不肯按組織安排去北平治病。病根未除,留下長久隱患。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楊沫在日記寫下的主要內容就是生病。當時楊沫已調到《晉察冀日報》,報社老領導鄧拓讓她不要逞英雄,安心養病。她聽了卻很不高興,認為領導不理解她渴望工作的心情,也不注意發揮女同志的作用。她的倔強和要強,正和她筆下的林道靜十足相像。

新中國成立以後,疾病還在糾纏着楊沫,這讓她格外痛苦,痛苦自己不能為這個新生的國家多做事情。懷着這樣痛苦的一個人,當然不可能真的躺在病牀上無所事事。相反,病中閒居造成的敏感,使她頻繁回憶自己的青春歲月,反思自己的成長道路。記憶中的那些人,尤其令她念念不忘,終於決心要寫出一部傳記式的小説來。

病中閲讀的文學名著,顯然也鼓舞了她:“今天閒中翻閲《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柯察金的自述,又刺激我想起久已想寫的那本書來。我想還是大膽地寫吧!等準備充足再寫,是沒有日子的。只要起了頭,全部精神被吸引進去,那麼病呀,一切不順心的事呀,便都自然解決或者忘了。大膽、大膽地寫起來吧!”

但對於楊沫來説,這並不容易。病痛讓她每天最多隻能工作四五個小時,更多時候是完全無法動筆,她幾乎是抱着一種以命相拼的心情來創作這部作品的:“這兩天,我有時忽然想:身體總是好不了,乾脆來個燈盡油幹,盡所有力量寫出那長篇小説來。”或許對於楊沫而言,儘管自己因身體原因暫時不能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但是能將她記憶裏那些優秀的革命者寫出來,也是一種工作吧:“我有時想起我那個年輕時代的朋友,他現在正在戰火紛飛的朝鮮戰場上,有時想起他對我的感情——革命的深摯友誼。我忽然想,我應當在未來的小説中,寫出這個人物,寫出他高貴的革命品質;寫出他出生入死的事蹟;也寫出他對我經受了考驗的感情……有時我想,他正在朝鮮和美帝搏鬥,他會犧牲嗎?我現在的願望是把他寫入我的書中,使他永遠活着——活在我的心上,也活在億萬人民的心上。但不知我能夠寫出來嗎?”

她寫出來了,寫得非常成功。這位正在朝鮮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朋友名叫路揚,是《青春之歌》中盧嘉川的原型。小説中,林道靜被盧嘉川身上真誠、熱情、果敢、敏捷的革命者氣質深深吸引。然而直到盧嘉川被捕、遇難,兩人的感情並未宣之於口,而表現為一種崇高的同志之愛。盧嘉川是林道靜從一名迷惘的知識女性成長為堅定革命者的重要領路人,他的身上凝聚了這部小説最多的華彩,甚至超過最後成為林道靜丈夫的江華。事實上,盧嘉川不僅對小説中的林道靜,還對小説外的無數讀者產生了長久的影響。

光彩照人的作品出自艱苦的勞動。從1951年9月25日列出提綱,到1955年4月完稿,楊沫寫了3年7個月,三四十萬字,最初取名“千錘百煉”,後改為“燒不盡的野火”。這兩個名字的意思大概是,像林道靜這樣的知識青年,要經過千錘百煉,才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而像她這樣的青年,在中國大地上到處都是,前仆後繼。這兩個名字,何嘗不是楊沫自己那種頑強的創作熱情的寫照呢?

1955年年初,小説尚未完稿,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紅旗譜》等重要作品的伯樂吳小武,也就是作家蕭也牧,就聽説楊沫在創作這樣一部小説,立刻聯繫要來了上半部書稿。中國青年出版社對小説很感興趣,因為知識分子題材的革命小説在當時相當稀少。也正是這個原因,出版社格外慎重,提出還需要請一位名家外審。楊沫找到劇作家陽翰笙,但陽翰笙實在事務繁忙,拖了幾個月,仍無暇看稿。倒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張羽先給出了初審意見。這份意見充分肯定了小説的藝術感染力,認為能夠贏得青年讀者的喜愛,但同時更多談到了修改意見。分身乏術的陽翰笙抱着歉意,推薦一位專家審讀書稿。1956年1月,這位專家給出審讀意見,共33條,其中30條都是談小説的不足。張羽帶着意見將書稿送還楊沫修改,此時這部小説已在吳小武的建議下,定名為“青春之歌”。

多年之後,張羽回憶出版社的態度是:“並不是我們不要了,我們是要的,只是需要修改。我們把主動權交給了作者,請她考慮。於是,我們就在家等着楊沫改稿。”那麼楊沫呢?從日記看,她的態度是謙遜的:“開始我有些失掉了信心,但後來又平靜了。……我決心改好它。”病痛仍在折磨着楊沫,這讓她近一個月都無法動筆修改。卧牀靜思,反讓她逐漸對自己的寫作產生信心,又將書稿送給老戰友秦兆陽審讀。5月17日,楊沫在日記裏寫道:“秦兆陽已看過了我的小説。他説好,無甚大毛病。他打算替我拿給出版社。大概已經拿去了。”秦兆陽將小説推薦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此時毛澤東同志剛剛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作家出版社當即表示只要修改一兩處就可出版,還預支了1000元稿費。但因1956年年底開始全國紙張缺乏,《青春之歌》遲遲未能付印,直到1958年1月才與讀者見面。

《青春之歌》先在《北京日報》上連載精彩章節,這是當時常見的做法。但不常見的是,北京人藝很快就找到北京日報社,希望將小説改編成劇本。小説單行本出版不久就銷售一空,很快加印5萬冊。3月開始,楊沫陸續收到讀者來信,《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諸多媒體也紛紛發表介紹和評論文章,基本都持讚揚態度。當時,周揚在文學評論工作會議上説,最近有三部好作品,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紅旗譜》,還有一部,就是《青春之歌》。緊接着,北京大學等六所學校相繼致信楊沫,邀她到校演講。小説出版六個月後,銷量達到39萬冊。8月,評劇演員小白玉霜親自上門,表示要把《青春之歌》改為評劇。10月,楊沫成為中國作家代表團一員,赴蘇聯塔什干參加亞非作家會議。與此同時,小説的英語、朝鮮語和俄語翻譯都被提上日程。楊沫在病痛中艱苦創作的近四年時間終究沒有白費,《青春之歌》令她真正成為一個國內外知名的大作家。

著名畫家侯一民為2012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説《青春之歌》創作的插圖。資料圖片

二、“以一顆忠誠於祖國、人民,熱愛共產主義的心來從事我的創作”

北戴河的風呼嘯着,大海翻卷着怒濤,一個單薄的身影迎着風朝向海,從兇險的礁石上,縱身一躍,沒入海中。這是電影《青春之歌》開場處的林道靜。

在這組畫面中,仍然身着白衣的林道靜沒有了那個插滿樂器的行李捲,早早表露出革命者的剛強。要將一部三四十萬字的小説拍成電影,自然需要刪減情節和人物,何以選擇這樣富於動感的開場,或許與電影拍攝時的時代背景與具體情況有關。

和小説出版一樣,《青春之歌》的電影拍攝可謂一波三折,且情況更為複雜。早在小説出版之前的1955年6月,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也是楊沫的妹夫蔣君超便與楊沫約定,由他來改編電影劇本。但有人提出這部作品應該由北影廠來改編與拍攝。楊沫是北影廠編劇,《青春之歌》又是寫北平的事,這個建議有其合理性。最終,電影《青春之歌》由北影廠拍攝,並由楊沫親自編劇。

經過如此周折,這部電影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時值新中國成立10週年大慶,在圍繞國慶主題創作的7部彩色故事影片中,北影廠佔3部,名列首位的就是《青春之歌》。當時北京市領導指定廖沫沙、鄧拓和楊述負責影片攝製,北影廠派出崔嵬和陳懷皚聯合導演。1959年1月,楊沫完成了文學劇本第一稿;兩位導演立刻介入,共同對劇本進行加工完善;而後廖沫沙等三人又提供了一些建議;最後,由夏衍對劇本進行逐字逐句的修改和再加工。與此同時,演員的物色和挑選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展開,最終崔嵬力排眾議,選擇在武漢的青年演員謝芳出演林道靜。

但即便重視到如此程度,仍有意外干擾。就在電影緊急籌備的1959年2月,有報刊發表了一篇基層工人的文章,指出《青春之歌》沒有描寫知識分子和工農的結合、沒有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變化等問題。這篇文章引發長久討論,又出現一些其他批評意見。但肯定聲音還是佔明顯優勢。何其芳、馬鐵丁、巴人等名家,都紛紛撰文表示對楊沫的支持,其中茅盾的意見大概最有分量,可算是對這場討論的一個總結。在《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中,茅盾主要談了三點:首先,《青春之歌》真實反映了歷史事實;其次,林道靜有缺點,但是赤心為黨,這個人物形象是真實的,有典型性;最後,《青春之歌》有缺點,但缺點不在於沒有很好地寫工農羣眾,作者着意寫的是學生運動,不應苛求作者完成她自定任務之外的任務。

出於慎重,北影廠在1959年2月底會同《北京晚報》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聽取各方意見。儘管與會者幾乎一邊倒地肯定小説原作,攝製團隊仍虛心接受了會上提出及此前討論中的種種意見。除正常刪減情節、合併人物之外,較之小説,電影的一個重要改編就是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經受鍛鍊的內容,使其思想成長過程更加合理。正因為這樣精益求精的謹慎態度,電影在公映前集體審看時便得到一致讚揚。陳毅審片後,也相當興奮地表示,什麼是國際標準?這就是國際標準。周恩來總理親自調看此片,並邀請主創人員同到西花廳觀影。多年後楊沫還記得,觀影時周總理扭過頭來親切地對她説:“小超很喜歡你寫的小説《青春之歌》……”整個看片過程中,周總理興致很高,不斷詢問拍攝外景地以及演職員情況;中場休息時,他特意向主演謝芳表示祝賀;影片看完後,還對楊沫説:“小超身體不好,一般電影只能看到一半,這回卻全看完了。”在聽説有人認為影片有小資產階級情調時,周總理表示反對:“我們都是這樣走上革命的路的嘛!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

周恩來總理的意見,大概代表了很多人。電影音樂的作曲者翟希賢在回憶創作經歷時也談及當時激動的心情:“今天,四十歲左右的人,在抗戰前夜開始接觸革命並投身在羣眾運動洪流中的人,誰能不為這段歷史激動呢?我們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林道靜只是比我們大幾歲的同時代人;《青春之歌》中的人物在我們的生活經歷中都是非常熟悉和容易理解的。”青年觀眾同樣深受鼓舞,當時還在北大中文系讀書的張炯,就在座談會上表示,當林道靜“經歷了鬥爭的磨鍊和監獄的考驗,在黨的紅旗前莊嚴地舉起手來的時候,也使我們的心中充滿了光明和激動”。或許這就是為什麼電影《青春之歌》一上映,就贏得廣泛歡迎,美名甚至傳到國外。

據説很多日本青年在看完電影后,紛紛要求參加日本共產黨。1961年,日本共產黨主席野坂參三還撰文號召日本青年閲讀《青春之歌》,説:“《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靜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應該走的道路。”就在這一年,謝芳作為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訪問日本,代表團乘坐的汽車無論開到哪裏,都能遇到電影粉絲舉着簽名本,喊着“林道靜”的名字,請求謝芳簽名。

而對於小説《青春之歌》而言,電影不僅擴大了它的知名度,還有更為重要的價值:電影中增加林道靜在農村鍛鍊的情節,是楊沫個人意見還是集體創作的結晶,如今已不可考。後來,楊沫對小説進行了修改,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的七章。楊沫説:“我推崇現實主義創作法則,我的生活經歷,我的信仰決定了我的愛與憎,也決定了我喜歡寫什麼,不喜歡寫什麼。這無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讀者之寵;我只能以一顆忠誠於祖國、人民,熱愛共產主義的心來從事我的創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於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瞭解舊中國危殆的過去,嚮往新中國光明的未來。這也許又是老生常談,但該常談的總不免要常談。”

在電影《青春之歌》中,謝芳飾演的林道靜入黨的經典鏡頭,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的時代烙印。資料圖片

今年6月,“看電影連環畫學黨史”叢書由中國電影出版社推出。叢書包括100本電影連環畫,由100部紅色經典電影改編而成,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奮鬥歷程。這是連環畫《青春之歌》封面圖。資料圖片

三、時代在前進,但《青春之歌》不會被遺忘

在一幕幕老北京名勝的畫面裏,一個畫外音平靜地敍述着自己想要過平常生活而不得的悲劇。而後鏡頭陡轉,一夥人吵吵嚷嚷地衝進一户大宅要債,一名少女怯怯地從房裏探出頭來打量。這是1999年版電視劇《青春之歌》的開頭,林道靜換下她標誌性的一身白衣,穿上女學生的淡藍上衣,平添幾分家常氣。這部由眾多明星聯手打造的電視劇與20世紀50年代的小説、電影相比,更強調從人性角度理解人物,表現符合他們性格邏輯和思想邏輯的人生選擇。

電視劇本的執筆者之一、作家陳建功在談及創作初衷時表示,作為當今的一位作家,即使冒險,也應當在改編中賦予自己的理解,30多年前,《青春之歌》是一部激勵了一代人的小説,到了近來,應該承認人們在首肯其愛國主義、理想主義情懷的同時,已經看到了原著無法避免的歷史侷限性,“作為改編者,我們的基調是既要繼承張揚其愛國主義、理想主義情懷,又要把對過去那場革命的更深刻更新鮮的瞭解傳遞給觀眾,讓觀眾從中看出社會思想前進的足跡,看出藝術創造者思想情感前進的足跡”。時代再一次激活了這部名著。

新世紀到來了,青春作歌,依舊傳唱。2009年5月1日,歌劇版《青春之歌》在北京大學百週年紀念講堂首演。2017年,浙江歌舞劇院又推出了民族歌劇版《青春之歌》。這兩部歌劇都將戲劇事件集中在“林道靜因為反抗包辦婚姻投水自殺——遇到餘永澤結為夫妻——遇到盧嘉川走上革命道路”這條主線上,以突出表現青春的選擇,表達對青春的禮讚,讓幾十年之後的青年,在完全不同的時代語境之下,依舊能夠理解林道靜當年的掙扎、鬥爭與進步。

所謂經典,正是這樣能夠超越一時一地的作品。因為其自身的價值,它將在不同時代都被挖掘出新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將成為它的一部分,同它一起,繼續在時間中旅行:不斷旅行,不斷積累,不斷煥發出光芒。我們有理由相信:時代繼續前行,《青春之歌》不會被遺忘,青春將始終昂揚,歌聲會日益嘹亮。

(作者:叢治辰,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