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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善:新見憶徐志摩文兩篇
來源:《書城》 | 陳子善  2021年07月08日07:38

在徐志摩逝世九十週年紀念即將來臨之際,筆者新見陳夢家的《記念志摩先生》和張友鸞的《徐志摩寫〈濟慈的夜鶯歌〉》兩文。兩文均為迄今各種徐志摩回憶和紀念文集所未收。現略作評介,以期引起徐志摩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注意。

陳夢家再憶徐志摩

陳夢家一九二七年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後改名中央大學)求學時是聞一多的學生,頗得聞一多賞識,但他與徐志摩的關係似更密切,志摩為他的首部新詩集《夢家詩集》題簽就是一個證明。徐志摩飛機失事後,陳夢家為《新月》雜誌寫了《紀念志摩》,為徐志摩編了遺詩集《雲遊》(書名是陳夢家起的),還編選了《新月詩選》,為“新月詩派”樹碑立傳。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他還寫了《談談徐志摩的詩》,再次為徐志摩在中國新詩史上正名。

然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不知道陳夢家還寫過一篇《記念志摩先生》。此文刊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海《文化通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冰”的該刊《發刊的幾句話》中説“本刊除從事現社會各方面實況之考察與研究外”,還有以下兩項使命:“一、中國歷史文化知識之探討”,“二、健全的人生思想之介紹”。前者以熊十力的《治中國文化史應注意之二時代》一文領銜,後者就是陳夢家這篇《記念志摩先生》為代表了。

《記念志摩先生》由“一個朋友”來信提起徐志摩所引發。陳夢家認為徐志摩去世“不但影響了中國新詩壇,而且確乎是‘朋友中最不可少的朋友’,他的為人和他的詩一樣,全是可愛的”,並完全贊同徐志摩“方死的那幾天,有位朋友説‘志摩是人人的朋友’”這句話。應該指出,這句話是新月派女詩人方令孺悼徐志摩文的題目。就“志摩是人人的朋友”,陳夢家進一步發揮:“何以他是人人的朋友呢?”因為“他以人人為朋友……他不在人前發愁,更難得發怒,你聽到他説的全是喜笑的口中流出來的智慧,他從來不道人的短長。對於年輕人,他總是激勵,耐心等候人自己的改好向上,不給人灰心。他和我談的無非是詩,沒有給我什麼機會傾吐自己的怨苦”。陳夢家還舉了一個生動的具體例子:

有一次冬天在南京城南的一個家園裏,晚上我們請他來玩,那一夜他説了長長一篇關於在印度黑夜中野獸隨便到人家來的驚慌,可是他還是用一個平和的笑容敍述他當時的駭怕。在態度上,志摩是平和的中庸的,是儒家風的;正如他的詩,也一樣如他講老虎故事似的從容。像“秋天的太陽,冬夜的爐火”,志摩對人的温煦是光亮熱烈而又可親可愛的。

這段話中的“我們”,除了陳夢家自己,還應包括方令孺、方瑋德等當時在南京的新月派詩人們,而徐志摩從容回憶的也應是他一九二八年秋訪問印度時所遇, 他回國後曾作《關於印度》等數次演講,均未提及此事。

陳夢家出生在牧師之家,雖不是教徒,卻“承襲着父親所遺傳下來的宗教情緒”(陳夢家《〈歌中之歌〉譯序》)。因此,《記念志摩先生》開頭就引用《保羅書信》中的“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此三者最大的是愛”作為題詞。陳夢家認為“志摩的一生,忍受自己的眼前困苦(就是忘記自己),在為別人創造新的天地”。在分析了徐志摩的詩沒有一首憂憤喪氣,都表現了徐志摩對人的同情和愛之後,陳夢家在文末再次強調:

對於人,愛;對於未來,盼望;信仰生命(因此而創造);這三樣是志摩全人格的表現。我不必説他是詩人哲士,但他至少是一個真正的“人”,最完全的人!

張友鸞説《濟慈的夜鶯歌》

《濟慈的夜鶯歌》是徐志摩的一篇力作,初刊一九二五年二月《小説月報》第十六卷第二號,收入一九二七年八月新月書店初版《巴黎的鱗爪》。《小説月報》發表此文時,編者鄭振鐸就在《最後一頁》中給予了高度評價:“徐志摩君的介紹濟慈《夜鶯歌》的一篇文字……極可注意,像志摩那麼暢麗的散文,近來是很少看見的。”同時破例刊出《夜鶯歌》英文原文,以便讀者對照。此文也的確較為充分地體現了徐志摩散文“保持一個親熱的態度”和信筆拈來“跑野馬”(梁實秋《談志摩的散文》)的鮮明特色。不過,説此文是散文,其實不一定恰切,此文從夜鶯和英國詩人濟慈名作《夜鶯歌》起筆,對此詩的藝術風格及在英國詩歌史上的地位都有所論列,又用散文詩體翻譯了這首詩,所以將其視為別具一格的詩論也未嘗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中有如下一段話:

這次我到北大教書也是偶然的,我教着濟慈的《夜鶯歌》也是偶然的,乃至我現在動手寫這一篇短文,更不是料得到的。友鸞再三要我寫才鼓起我的興來,我也很高興寫,因為看了我的乘興的話,竟許有人不但發願去讀那《夜鶯歌》,並且從此得到了一個親口嘗味最高級文學的門徑,那我就得意極了。

此文落款“十二月二日夜半”(收書時加上“十三年”),可確定作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日晚。韓石山著《徐志摩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認為徐志摩一九二五年十月起在北大英文系任教,但從這段話可知,徐志摩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以前已在北大執教,而且講授過《夜鶯歌》。“友鸞”應為張友鸞,正是張友鸞的一再請求,徐志摩才寫下了這篇精彩的《濟慈的夜鶯歌》。

張友鸞是《新民報》“三張”(另兩位是張恨水和張慧劍)之一,早年在安徽安慶求學時與郁達夫熟稔,到北京以後又與徐志摩來往密切。將近二十年後,張友鸞寫了《徐志摩寫〈濟慈的夜鶯歌〉》,生動地還原了徐志摩當年寫作此文的情景。此文初刊重慶《新民報晚刊》“西方夜譚”欄,收入一九四六年一月南京新民報館初版《西方夜譚》(南京新民報文藝叢書之八)。

文中寫“有個少年人來訪他——那時是他讀詩的朋友,後來是他的學生”。正好“一隻不知名的鳥兒從院心掠過”,“無論那隻鳥是不是黃鶯,他都聯想到康橋,聯想到濟慈的《夜鶯歌》。閉了眼睛,把那首詩朗誦了兩三段;嫌不過癮,抽出詩集,一行一行的指與那個少年看”。“那個少年於是説:‘濟慈有一篇不朽的詩,可惜沒有一篇不朽的文字去紀念他。你説的一段又一段,我看來也正是詩,寫下來罷,寫下來罷!’”主人隨即表示:“好!你給我鼓勁,我就寫。”第二天一早,“這少年又來”,主人告訴少年:“呵,記不得睡過沒有,文章是寫好了。”顯而易見,這“少年”是張友鸞自己,而“他”和“主人”正是徐志摩。此文中所追述的,與徐志摩當年所説的正相吻合。文中最後説:

這就是《濟慈的夜鶯歌》的產生。十行紙,毛筆寫的,翁同龢的字體,有時橫過來寫幾行小楷英文字。塗改的地方,一個墨團跟着一個墨團。這名貴的散文,或許也是一首詩罷。

徐志摩許多詩文的具體創作過程,我們後人已經無從知曉。幸好張友鸞留下了這篇珍貴的回憶,再現了《濟慈的夜鶯歌》是如何誕生的,頗為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