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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初心”:徐光耀和《小兵張嘎》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李延青 王律  2021年07月08日07:40

1989年11月初,湖南省文聯、省作協和岳陽市文聯在岳陽市共同舉辦“康濯創作50週年作品學術討論會”。

三位河北作家——徐光耀、張慶田和申躍中出席這次會議。應該是考慮到徐光耀和張慶田兩位年長的原因,單位讓我隨行,一面到會上替刊物組稿,一面為老同志負責交通、住宿等事宜。我那時到《長城》編輯部時間不長,滿眼都是文壇當紅作家,對他們三位反而不甚瞭解。就知道張慶田當年以短篇小説《老堅決外傳》聞名;申躍中呢,前幾年有長篇小説《掛紅燈》出版,隨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播,可謂轟動一時,卻也沉寂有年。至於康濯,我也只是大學期間讀過他的短篇《我的兩家房東》,覺得不錯。接到通知後,我到單位圖書館找來找去,找到兩本康濯小説選,給徐光耀送了去。當時,我並不知道康濯曾於1958年至1962年擔任過河北文聯副主席,申躍中應該算是他學生輩的作家,和張慶田曾經是同事,跟徐光耀呢,則有着更深的“淵源”。

過了兩天,徐光耀打電話讓我去他家。他讓我把那兩本書還給圖書館,微笑着説,康濯的作品他都讀過。在此之前,我不止一次看過電影《小兵張嘎》,更早還藏有一本同名連環畫,但我對徐光耀的經歷所知甚少,並沒有真正讀過他的作品。

徐光耀在討論會上的發言,讓我第一次領略了他的風采。

他語氣鏗鏘地説道:湖南的朋友們,我們今天來這裏,不是跟你們爭奪康濯的。但康濯屬於湖南,也屬於河北。接着,他高度評價康濯的文學成就,歷數康濯在河北工作期間的貢獻,還特別提到在一次洪澇災害發生後,康濯積極為災區捐款。整個發言,既有恰如其分的“外交辭令”,更洋溢着感人的熱情和真誠。這次發言,徹底改變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會議期間,我和三位老同志逐漸熟絡起來。途中閒聊,不知誰説到有人公然聲稱自己是小兵張嘎原型,和徐光耀關係如何如何密切等等。徐光耀聽後,神色鄭重地説,“小兵張嘎”沒有原型,他是一個藝術形象!

由此,他談起創作《小兵張嘎》的緣起和命運。

徐光耀十三歲參軍,同年入黨,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親歷大小百餘戰。他只上過四年初小,能成為作家完全得益於黨和八路軍這所大學校對他的培養教育,得益於火熱的戰鬥生活充給予他的滋養和啓迪。從學寫家信、開通行證、打宿營報告、投牆報稿、寫判決書、彙報、佈告開始,到寫戰鬥通訊,直至1947年插班進入華北聯大文學系和1950年進入中央文學研究所(後改為講習所)學習,一步一個腳印,文學素養因此提高。

1950年,徐光耀創作的長篇小説《平原烈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反映八路軍抗戰的長篇小説,也是徐光耀的成名作。

小説以冀中根據地“五一大掃蕩”為背景,成功塑造了抗日英雄周鐵漢的感人形象,當時很是轟動。1953年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上作大會報告,談起建國後的文學創作,提到了兩部長篇小説,其中之一就是《平原烈火》。丁玲當年在人民大學演講時,高度評價這部作品。幾十年後,劉白羽在致徐光耀的信中談到這部作品時,滿懷深情地寫道:“……抗戰時,我到過冀中、冀南,我多麼希望有一本血與火的書,終於讀到你的《平原烈火》,你為受盡折磨的人民,你為枯骨如霜的死者,發出忠貞之聲,只有真正的共產黨員,才能寫出這樣崇高的書,我向你致黨的敬禮!”

這一年,徐光耀25歲。

激勵他創作這部作品的,是他親身經歷的抗戰生活;是戰友們為救亡圖存和共產主義理想,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昂揚鬥志和高尚品德;是千千萬萬死無葬身之地、化作泥土的無名英雄;是軍民、軍政、同志之間的魚水之情和血肉聯繫;是他們為民族自由、階級翻身、人類解放的偉大實踐和高尚精神。在徐光耀心中,“這精神,是中華民族生存的支柱,前進的脊樑,是輝耀千古的民族驕傲”。

正是心中裝着這份精神,徐光耀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期間,以一個戰士的自覺,主動要求奔赴到抗美援朝前線,在坑道中一待就是七個月。還是因為這份情懷,1953年從文研所一畢業,他又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自覺,帶着軍職跑到故鄉雄縣,做了區委副書記,專管互助組和合作社,日日與農民“三同”,一待就是三年。

1956年,徐光耀結束下鄉生活,工作關係也由華北軍區調到總政文化部創作室,一心一意投入到創作合作化的長篇小説中。他想寫出一部比《平原烈火》更完美的作品。

1993年11月,徐光耀在為《青春歲月》雜誌所寫的《我和小兵張嘎》一文中,從“生活來源”“思想動機”“形象塑造”到“寫作環境和特殊機遇”幾個方面,完整講述了創作《小兵張嘎》的全過程。我將其中一部分“採用”在這裏,是因為他本人的表述更為準確、可靠:

寫作的念頭一起,“瞪眼虎”便馬上跳來眼前,而我需要的正是他。我必須找個使我心神輕鬆、樂以忘憂的題材,而他恰是這樣的“活寶”。在他後面,還跟來往日英豪,少年夥伴,活跳熱烈,一隊人馬。一時間,在我身前身後,軍歌嘹亮,戰火紛飛,人歡馬叫,槍炮轟鳴,當年戰鬥的景象,不但佔據了我的整個生活,甚至擠進了我的夢境。為了給這跳躍的一羣一個優美輕鬆的環境,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選在了風光旖旎的白洋淀。寫作開始後,幾天之間,我就吃多了,睡實了,臉色又顯紅潤,愁雲慘霧一掃而光。“集中精力,轉移方向”的靈驗,連我自己也感到吃驚。

……

寫小説是很費勁的,必須每字每句細摳,語言不講究,讀者看不下去,故事再好,也是枉然。當時我的體力正像大病初癒還很虛弱,極想找個省力偷懶的法子,於是想到電影劇本。電影劇本只講究對話,故事架子一搭起來,敍述性文字可以不必過於嚴格,勉強看懂就成;而對話,導演們喜歡越少越好。這樣權衡起來,寫電影就比寫小説寬鬆省力。然而,我想錯了,電影寫到半截,便遇到“攔路虎”,沉思三天,無法突過,一時失去信心,覺得本來對電影不熟,何苦自討沒趣,小説是先前摸過的,總多幾分把握。於是擱置電影,改寫小説。

……

算不算精誠所至,或老天保佑呢。總之,小説寫得相當順利,在得意時,甚至手舞足蹈,向着想象的敵人“衝鋒”……一個月內,小説完成,“張嘎”終於落實在紙面上。小小喘過一口氣,回頭再看那半截電影,發現按照小説的路子往下“耪”,“攔路虎”也能將就突過。於是又半個月,電影本子也完成了。世事確乎存在辯證法,好事壞事,常在轉化之間,絕對的張狂或悲觀,把事情一眼看死,是沒有道理的。

……

是在國家經歷了一場“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放寬的時候,《張嘎》小説才得以在1961年底發表,次年發行單行本;這使我有了把電影本子也拿出去的勇氣,於是就寄給了曾經給我當過創作組長的崔嵬同志。老崔是當時正走紅的大導演,他又約邀了另一位女才人歐陽紅櫻,於是1963年把電影也拍成了。

1989年11月的張家界時雨時晴。我們有時步行,有時乘坐吉普車到下一處景點。在如詩如畫的風景中,徐光耀簡略講起自己那段日子。這段經歷,徐光耀後來不止一次寫到過,但我覺得都沒有當初聽他三言兩語地講述更為震撼。他講如何強迫自己從精神分裂的苗頭中解脱,想到必須找一個活潑輕鬆的題材。於是,《平原烈火》中“寫丟”的那個小八路“瞪眼虎”的形象,首先出現在他面前;接着就是趙縣縣大隊倒挎馬槍、斜翹帽檐,外號“瞪眼虎”“希特勒”的兩個小偵察員和他們的傳説;隨後“那些嘎不溜丟的小八路們,竟伴着硝煙炮火,笑眯眯地爭先趕來”。……徐光耀把一張紙放在桌上,將自己從小到大,耳聞目睹的嘎人嘎事,不論民間的還是隊伍上的,想起一條記下一條,拉出一個長長的清單。他在華北聯大學習時,肖殷老師講:文學的最終目的是寫人,寫人的性格。性格是由個性和共性兩者組成,而共性是通過個性表現出來的。這句話成為徐光耀創作的座右銘,他將抓個性作為頭等大事,凡符合“嘎子”個性的拼命強化,凡與“嘎子”個性無關的一律割捨。就這樣開始了《小兵張嘎》的創作。

到1958年五六月間,小説和電影劇本兩個“張嘎”均已殺青並裝訂成冊。

鐵凝曾經感慨説:“他用他的筆讓嘎子活了,而被他創造的嘎子也讓他活了下去。他們在一個非常時刻相互成全了彼此。”

為什麼嘎子能讓他活下來,而不是其他?歸根結底是因為嘎子這個形象凝聚着戰爭歲月純潔的黨羣關係、幹羣關係、同志關係,體現了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一點對於徐光耀可謂刻骨銘心。所以,嘎子能給他帶來超越個人榮辱的信念、力量和温暖。

此前徐光耀內心深處的糾結和痛苦源於此,現在將他“拔”出苦海的力量和温暖也源於此。

當年創作《平原烈火》,他就把抗戰中犧牲的司令員王先臣的遺像掛在牆上,在烈士的目光裏進行創作。他認為“那麼多戰士死在疆場,活下來的人有責任、有義務,來傳揚他們的英勇精神”。這是徐光耀堅定地信念。

戰火洗禮賦予了徐光耀水晶般的黨性品格。他赤誠、坦蕩、耿直,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個性會讓不熟悉的人尷尬、難堪、不解,但熟知的人卻能從他身上感受到質樸、真摯與純粹!

旅途中,徐光耀特別説到畫家黃胄。

他説,在一次次做檢查期間,美術組的黃胄幾乎是強拉硬拽的帶他到琉璃廠去看畫。那時琉璃廠還有很多公私合營的畫店,一面轉,黃胄一面給他指點、解説,還攛掇他:“買一張,買一張,畫是陶冶性情的。”徐光耀深知黃胄的良苦用心,就買了一張齊白石的“羣蝦”。回到家,看着水藻中那一羣生動鮮活的小生命,徐光耀的心神竟然暫時飛離了狂風暴雨……由此入門,賞畫竟成為徐光耀的業餘愛好。正是這一愛好,使他深深體會到繪畫藝術對人精神世界的陶冶和滋養。

離休後,每逢週六日,徐光耀必去古玩市場轉轉。這自然源於黃胄當年的“啓蒙”。與這一興趣相關的一件事,頗能見出徐光耀的性格。一次,他去古玩市場,遇到一位同事從市場出來。他隨口問人家買了點什麼?

“買了塊玉。”人家從兜裏掏出來給他看。

徐光耀問:“你怎麼知道這是玉?”

人家就給他講解,玉呢,在磚上劃一下,玉無損,磚有痕。反之則是假的。

正好旁邊有塊廢磚,徐光耀拿過磚來説:“你試試。”

一試,磚無恙,玉卻被磨掉一角。同事不好意思的起身而去。

徐光耀沒想讓同事難堪,就是想弄清真假。

1959年10月,徐光耀離開農場,工作關係落到保定市文聯。有一天徐光耀在單位碰到《河北文學》到保定組稿的編輯張慶田。張慶田一見他就説:“老徐,給我們寫個稿吧。”

徐光耀忐忑地問:“我?行嗎?”

張慶田説:“我問你,就是行。”

於是張慶田帶走了小説《小兵張嘎》,並發表在當年《河北文學》六、七期合刊上。第二年,小説單行本出版發行;《北京晚報》進行了連載。1963年,電影《小兵張嘎》在全國上映,一時間好評如潮。

至此,兩個“嘎子”都獲得公開身份。

小説發表後,徐光耀利用去天津的機會,到《河北文學》編輯部領取稿費。領出稿費,看看還有時間,不由自主就轉到天津工藝美術商店。一進門,迎面掛着一幅張大千臨摹唐伯虎的牡丹圖,標價400元。而《小兵張嘎》的稿費恰好正是400元。買還是不買?畫他是真喜歡,可一想到家裏好多張嘴在等着吃飯,又令他猶豫不決。徐光耀在那幅畫前踅來踅去,最後一咬牙走出了商店大門。在湖南途中,徐光耀説到此事仍然滿臉遺憾。

在湖南我沒有組到稿件,徐光耀的發言稿被主辦方要去,他沒留底稿。但這之後,徐光耀和申躍中在《長城》發表作品大都由我編髮。徐光耀的作品,主要是他古稀之年後創作的系列短篇《我的喜劇系列》和《昨夜西風凋碧樹》與《滾在刺刀尖上的日子》。從某種意義上説,《昨夜》和《日子》是徐光耀最重要的兩篇作品,直接導致了《小兵張嘎》的產生。也正是這兩篇紀實性作品,讓我們深刻理解了一個老作家、老戰士、老黨員的理想信念和初心與忠誠。面向歷史,它們和《平原烈火》《小兵張嘎》一併展示出作家的偉岸、豐厚與久遠。

在旅途中,徐光耀偶然説起自己業餘練習書法,我請他為我寫一句鼓勵的話。他説等我練好了給你寫吧。我並沒見過他的字,冒昧索求是因為心中對他多了一份敬意。這事隨着出差結束也就放到腦後,沒成想他卻記在心裏。1995年中秋過後,他把一副書法作品拿給我:“入木鑿石,鍥而不捨。”上款題“延青同志留念並祈正之”。我一直珍藏至今。